了重用他的念头。
李适之也是大唐宗室出身,乃是太宗的太子李承乾的孙子,为人很有才干。起家左卫郎将,历任通州刺史、河南尹、御史大夫、刑部尚书,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因牛仙客病死,他便当上宰相,很得玄宗赏识。李适之自认为和李林甫一样出身皇室,而且自己还是高祖、太宗嫡系一脉。不像李林甫是枝系所出。所以和李林甫争权不和。李林甫知道自己遇到了最大的威胁,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退让坚忍。终于使出了最毒的一招。
一天李林甫假装无意地说道:“华山有金矿,采金可以富国。”当时边境十大节度使纷纷增摹士兵,军费开支骤然增加许多,而玄宗在宫中的用度也比先前多了几十倍,财政上便面临困境。性格粗疏、举止轻率的李适之不知是计,便中了圈套。一天面见皇上时,便提出采华山金矿以富国的建议。玄宗也很高兴。便问李林甫意见如何。李林甫说:“这事臣早就知道了,不过华山是陛下本命、王气所在,绝不可开凿,所以没敢和皇上说。”玄宗认为李林甫是真心爱护自己。而李适之太鲁莽了。便对李适之恼怒道:“以后凡事都要先和李林甫商量以后再来对朕说。”这真是当头棒喝,一下子就把李适之打醒了,这才明白李林甫有多么可怕。以后不仅凡事不敢和李林甫争。而且连章告退。天宝五年,罢宰相职务。保留一个太子太保的闲职。他虽然急流勇退,却也没得善终。最后还是因几个好友被李林甫连兴大狱打击,受株连被贬官流放,又在李林甫派来杀他的御史到门前服药自杀。
5连兴大狱
忠王李亨一旦正式被册封为太子,李林甫就不是爽不爽的问题了,而是感到大祸要临头了。他怕的不是现在,而是以后。皇上年纪大了,也是说驾崩就驾崩,一旦太子即位,且莫说李瑛三兄弟的账,就以他是有名的“拥戴寿王派”这一点,就足够杀他的。他感到自己不仅是骑在一头老虎的背上,简直是一头疯虎的背上。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硬着头皮一路到底,非再把李亨搞掉、把寿王拉上太子的位置不可。
但要搞李亨不同于当初搞李瑛,寿王正逐渐失宠,李亨又是皇上自己选定的太子,说明圣眷正隆,要想把他拉下马,除非像杨洄整李瑛一样,告发李亨与人谋反。但这次诬告显然不可能通过,只能想办法罗织些能说得过去的“真凭实据”。
对于他最理想的自然是有一件现成的谋反案,他就可以用酷刑屈打成招,把太子牵扯进案子里。等了许久却没找到。这也很正常,太平盛世的,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儿谋反玩儿?找不到就只好想办法制造了。
要想证明太子谋反,自然只能从他身边的人开始着手,这样才有说服力。他就先把目标定在了太子妃的哥哥韦坚身上。这也是老套路了,李瑛那案子定的就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哥哥谋反。
韦坚和李林甫按现在的关系来讲,也是铁哥们了,而且是亲戚。韦坚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李林甫的舅舅姜皎的女儿,姜皎又是李林甫亲戚里和李林甫感情最好的,所以两人关系“甚狎”。这里的“狎”并非不正经的意思,而是亲密无间的意思。如同玄宗和姜皎。
韦坚父亲是高官(兖州刺史)、妹妹是皇太子李亨的妃子,姐姐也嫁给了王子,可惜死的早,被赠为惠宣太子妃。史称“一门荣盛”。韦坚也并不一味依靠家庭关系,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最擅长的不是搞政治斗争,而是抓经济工作。开元期间经济迅猛发展,国富民强,但问题也不少。第一个就是军费开支,据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开元初,军费开支只有二百万贯,而到开元末年,却猛增到一千万贯,天宝末年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四五百万贯。据《资治通鉴》,开元初和这个数字一样,记载天宝元年的兵费开支是布匹一千二百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也相当于一千万贯。第二就是宫廷中的用度,宫中妃嫔女官都和外庭大臣一样,有自己的俸禄和衣服铅粉钱,但讨了皇上欢心后,皇上要赏赐,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玄宗晚年后宫赏赐无节,又不好意思总在国库中拿,就有扩大收入,自己建立一个小金库的需要。所以玄宗开元初年勤俭勤政,而在晚年,却是奢侈怠政。原因也很简单,开元初年,国势紊乱,非勤政就有亡国的危险;他接手的是中宗、睿宗留下的乱摊子,很穷,非勤俭就要破产。而到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唐朝经济已经发展到顶点,杜甫讴歌吟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钱多了自然就想要享受,如同现在人先经过创业期然后就要进入享受期一样。而人要享受还要让他勤奋工作(勤政)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看待唐玄宗,也无可厚非,可惜他是皇上,问题就大了。
韦坚因姐姐妹妹都在宫中,和宫里的高级宦官关系很好,他明白了玄宗要猛抓经济的意思后,就适应形势、转变思想,在江淮转运使的任上,到处设官吏监督,防止手下官员贪污,果然当年就增加国库收入“巨万”。玄宗“以为能”,把他提拔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再接再厉,把各地特产和珍异宝物收集后,用船只运到长安,进献给玄宗。玄宗更加高兴,继续加官晋爵,一直升到御史大夫、封韦坚男爵,同时全面负责经济工作(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如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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