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安史之乱8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等着别人伺候的少爷刹那间沦落为为伺候皇帝的奴才。

    高力士是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的宦官。他的文才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宦官群体中绝对是佼佼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可以领兵打仗的将帅之才。

    例如天宝十一年四月，邢縡勾结龙武万骑军谋乱。

    事情败露后。王鉷与杨国忠率兵前往镇压，而邢縡率众负隅顽抗，一直退到皇城西南隅。

    面对困兽犹斗的叛军，官兵一时间无可奈何。

    正在这时，高力士率领四百名飞龙禁军将士赶到，斩杀邢縡，平定叛乱。

    李隆基曾经充满赞赏地说：“高力士值班，我睡觉才安心。”

    由于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高力士对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所以李隆基犹豫不决的时候经常征求高力士的意见。

    面对因闷闷不乐而不思茶饭的李隆基，高力士关切地询问缘故。

    “你跟随我多年，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吗？”

    “陛下是不是因为储君未定而忧虑不安呢？”

    李隆基欣慰地点点头。

    “陛下何必为此而劳神呢？册立年长的皇子，谁还敢对此有意见呢？”

    “立忠王，我看行！”

    虽然高力士在关键时刻出言相助，却不是因为高力士与忠王李玙之间存在亲密的私人关系。

    即使在李隆基退位后，高力士依旧不离不弃地陪侍在他的左右，而没有投奔已经成为帝国新主人的李玙。

    在嫡长子继承制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虽然这不是一项科学的制度，但之所以延续千余年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因为只有血统与出身是无法改变的。一旦改用其他标准则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之中。

    很多人会觉得“立能”更合适，可是能力高低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异议就会有争议，继而衍生为争斗。

    忠王李玙成为帝国新的皇储之后又要改名了。李隆基热衷于给儿子们改名。

    李玙出生时的名字是李嗣昇，他改封为忠王时改名李浚，后来又改名李玙。他被册立为太子后随即改名为李绍，后因与南北朝时期宋朝太子同名而改名为李亨。

    李亨在整个改名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估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父皇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自己改名。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小沈阳的一句话。“跟你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换不了人还不能换个名吗？”

    世人对于高力士干政的指责不绝于耳。因为饱读诗书的士子们难以容忍一个宦官对帝国政策指手画脚，可是高力士提出诸多政策建议是高瞻远瞩的。是高屋建瓴的，是功在当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政绩突出的节度使往往会升任宰相，称为“出将入相”。张嘉贞、张说、萧蒿、杜暹等人都是通过节度使这个跳板当上宰相的。

    尽管如此，能够有机会出任宰相的节度使大都是具有中央工作经验的空降干部。真正从基层提拔起来的节度使出任宰相的机会微乎其微。

    “出将入相”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央官员前往条件艰苦的帝国边疆地区工作。这有效地解决了边疆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的局面。这些具有边疆工作经验的官员回京任职后在政策制定和政务决策时会更加符合边疆的实际情况。官员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合理流动使得帝国更好地应对边疆日趋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一柄利害相间的双刃剑。“出将入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效应。

    许多朝廷空降的节度使原本是文官，既不懂边疆军事斗争形势，又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外行指挥外行”肯定会影响部队的战斗能力。很多中央官员到边疆任职不过是为了“镀镀金”，根本无心在边疆建功立业。

    由于重要官职都被朝廷“空降”的官员把持着，广大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出身卑微的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被严重堵塞了！

    一个人提出的一个建议却使得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变得豁然开朗。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深知权力来之不易的李林甫觉得“出将入相”制度严重威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

    没准哪一天某个才华卓著的节度使会得到李隆基的赏识而成为宰相，进而取代他的位置。

    为了将潜在威胁消弭于无形，李林甫向李隆基建议大胆提拔胡人将领取代汉人将领。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游牧民族出身的胡人将领更加骁勇善战。二是胡人将领大都出身卑微便于朝廷控制。

    李林甫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些胡人将领出任宰相的几率微乎其微。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君主对于胡人本能的鄙视和排斥，另一方面因为胡人将领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不具备执政能力。

    李林甫提出的这个政策得到李隆基的首肯。曾经盛行一时的“出将入相”一度在天宝年间突然销声匿迹了。

    由于中央空降干部数量大幅萎缩，一大批胡人将领得以脱颖而出，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

    正当安禄山憧憬着自己的美好未来时，他的恩人和老领导张守珪却突然出事了！

    张守珪对于稳定东北边陲的局势曾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帝国在与契丹和奚族的军事斗争中逐渐由守势变为攻势，可是接踵而至的军事胜利使得张守珪手下的那些将领们变得日益骄狂。

    很多将领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整天想着如何从战争中捞取政治收益。战争不再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反而沦为将领们加官进爵的砝码。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张守珪在捺禄山大败契丹余部。一旦胜利情绪在唐军中弥漫开来的时候，很多人将注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