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两汉哲学

；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

    圣人并非天神所生

    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极力推崇古代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是天神生的，能知“天地鬼神人事成败古往今来”。王充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承认孔子是圣人，并且也不反对孔子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但他批判了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岁”，有独见之明，不学自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认为圣人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些，而聪明又是来自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敢于冲破唯心主义神学的精神枷锁，在《论衡》中专门写了《问孔篇》和《剌孟篇》，对孔孟的“圣言”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逐条提出了质问和驳斥。敢于批判圣人，敢于讲圣人没有说过的话，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今优于古

    王充针对当时颂古非今的思潮，明确提出，古今无异，今优于古。他指斥“好褒古而毁今”的世俗之见，认为知古不知今就如同瞎子一样。他重视现实，主张在学习上不必拘泥于师法和古义。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是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王符（8），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后期进步思想家。王符少年好学，但出身低微，又未介入当时人所竞相荐引的游宦之事与精英圈子，因而不得升迁，于是愤而隐居著书，终生不仕。王符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所著书名之为《潜夫论》。这部书不显于当世，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列入了目录。

    《潜夫论》共篇，多数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少数也涉及哲学问题。他对东汉后期政治社会提出广泛尖锐的批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各个方面，指出其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认为这些皆出于“衰世之务”，并引经据典，用历史教训警告当时的统治者。王符以平民思想家特有的异端情愫开启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滥殇，使东汉思想界焕然一新，迸发出猛烈的社会批判力量，与其后的崔寔仲长统一道，共同对四百年的汉家王朝之治道得失进行了理论清算。

    《潜夫论》的思想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元论倾向的天命观

    王符的天命思想，形式上有二元论的倾向，一方面承认天命，一方面又强调人为。他说：“凡人吉凶，以人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正列》）显然，这是天命与人为的二元形式。但从这一形式之中，又可以读出他的轻重语气。他说到最后，依然主张远鬼神，重视德义方面的人为，他说：“妖不胜德，邪不伐正，天之经也。虽时有违，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于淫鬼。”（《正列》）

    认识论

    王符从天道日施地道日化，排比出人道的“日为”论，这是唯物主义知识论的根据。他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能）生而智，虽有至材，不（能）生而能……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王符从人道日为的实践创造活动，得出人智日学的认识论，这是合逻辑的发展。

    批判宗教迷信思想

    王符在《卜列》《巫列》《相列》和《梦列》等篇中，对宗教迷信思想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把迷信行为跟当时权贵们侈靡的生活结合起来加以声讨。特别是在《梦列》篇中，作者对作梦的来源阐述得既科学又具说服力，抨击了谶纬迷信的无稽之论。

    富民思想

    王符在《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提出了“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民本思想富民思想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中早己有之，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王符在《遏利》篇中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要富民，必须使民众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那么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写了一篇《爱日》专门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日力”就是从事生产的时间，它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谈不上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所以，王符认为，当政的要务是“为民爱日”，就是要做到“敬授民时”，不可用劳役“烦民”。

    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由此而起的经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却时起时伏长达两千余年，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清代末年，而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经学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起始

    这里的“经”指儒家经典部分，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语言难以理解，所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而经师们在传授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发挥，经师众多，理解也众多，由此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这里的“文”，是指记载经典而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可是，儒家经典在“焚书”过程中已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是靠幸存的经师口传相授，由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用西汉通行的隶书记录，属当时的“今文”，于是这类经书就被称为今文经。

    然而，在秦朝焚书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如汉武帝末年，就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写就的，所以称为古文经。

    斗争的始末

    西汉的刘歆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以合法地位。但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并给他扣上“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却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而本属古文经学派的郑玄不拘泥于师说，也兼容并包了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才告一段落。

    斗争的本质及其范围的延伸

    从表面上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斗争对象在文字。但从实质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止于文字。今文学派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学派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想要成为官学，以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这样会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今文经学家自然不会同意。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成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郑学，亦称“郑氏学”“通学”“综合学派”等，是指东汉末由郑玄开创的经学学派。在遍注群经的基础上，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

    郑学之原创者郑玄

    郑玄（7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儒家学者，中国著名经学家之一。郑玄少年时就志向远大，酷爱读书。史书记载，他聪明颖悟，岁时已博览群书，精通历数，并擅长算术。

    他曾跟随张恭祖学习《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又拜师学通了《公羊春秋》《京氏易》及《九章算术》等，最后拜当时声名极大的经学大师马融为师。据说郑玄在马融的门下，三年不得相见。有一次马融与他的高徒弟子测算浑天仪数据，久算不得其解，有人提及郑玄或许能解。于是，马融请郑玄参予测算，果然一算得解，四座震惊。从此，郑玄得以与马融相见。郑玄趁机把学习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向马融请教，马融作了答复。待郑玄学成归去时，马融深有感慨地说：“郑玄今去，吾道东矣！”

    郑玄回到家乡后，广收门徒，聚众讲学。年，宦官制造的“党锢之祸”牵连到郑玄，郑玄被禁锢达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郑玄“杜门不出”，开始了他遍注群经的不朽业绩。获释后，郑玄仍旧潜心著述。郑玄一生著述达百余万字，其中以《毛诗笺》《三礼注》影响最大。郑玄所注群经，有《周易》《毛诗》《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又注《尚书大传》《周易乾凿度》《乾象历》等。此外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谛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

    郑学出现的原因

    时代发展的需要。东汉后期，外戚专权，宦官擅政，中央政权内部的倾轧与斗争愈演愈烈。到东汉末年，中央政权严重削弱，危机四伏，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经学，其内部今古文经出现混乱局面，这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因此，实现经学的统一，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强化封建统治的当务之急。但是，东汉末年的统治者内外交困，自顾不暇，这个任务就只能由那些忠心维护封建统治的大儒来完成了。而郑玄是东汉古文经学派的最后一位经学大师，有条件有能力承担这一任务。此外，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使大批学者无心仕途，纷纷退居书斋，潜心学术研究，经学的派别之争就相对缓和，从而出现了今古文合流的可能性。

    经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西汉经学强调守师法，儒生们大都各抱一经，很少撰述。东汉时期，随着师法的被打破，出现了大规模的撰述活动。随着注经的盛行，出现了日趋繁琐的现象。所以，经学想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就简削繁。而郑玄适应了这一要求，他注经极为简约。

    大批通儒的注经为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汉时，经学家大都只通一经。东汉时，才出现了学通数经并且兼学今古文的潮流。汉章帝曾下诏，要求学今文经的也要学习古文经。这不仅提高了古文经的地位，也对儒生兼学今古文经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至学者通经成为普遍现象，贾逵马融等就是这样的古文经学大师。

    郑学的发展盛况

    汉末魏初，郑氏门徒遍于天下，经学界几乎成了郑学的天下。郑门弟子超过万人，他们或在朝廷为官，或任博士，或从事著述，或于民间收徒讲学，共同传授郑玄经注，阐发郑学。以后从魏晋至隋唐，郑学的流传始终很广。清代乾嘉学学派提倡“汉学”，对郑学十分重视，颇多发挥。

    仲长统（70），字公理，山东邹县人。汉末唯物主义哲学家，进步的思想家。著有《昌文》《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杂论集，共篇，0余万言。大部分散失，所存者散见于《后汉书》《群书治要》《齐民要术》等书中，有辑佚本。

    人事为本，天道为末

    古代所谓“天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天文学的内容，一方面是宗教迷信的虚构。仲长统认识二者的分别，他所说的“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是就古代所谓“天道”中的科学部分说的。他所说的“大略吉凶之祥”，是就古代所谓“天道”中的迷信部分说的。而他所反对的就是所谓“天道”中的宗教迷信，如董仲舒等所讲的“天人感应”以及“灾异”“祥瑞”之类。在他看来，这种“天人之学”对世俗的建功立业毫无实际意义。世事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人事。国家的兴衰存亡，亦是如此。假使“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则“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他由此得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结论。这个结论，一方面表明了其贬抑“天道”反对“天道之学”的无神论倾向，另一方面显示了其弘扬“人道”提倡“尽人事”的人本主义立场。

    进步的历史观

    在仲长统这里，一个朝代的开创者，本来是无权有天下的（“无天下之分”）。他们虽自称为“当天命”，但其实都是靠武力才智取得政权的。同时跟他们竞争的人都是“伪假天威”，“矫据方国”同他们“角才智，程勇力”，直到“角智者皆穷，角力者皆负”，才都投降。这些创业者既已取得了政权，他们就又依靠国家机器使“贵有常家，尊在一人”。而到了一个朝代的末期，统治者对于老百姓的压迫和剥削越来越厉害，而老百姓无法忍受，于是一场农民大起义，使一个朝代的统治“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一个新的统治者，又开始了“政（治）乱周复”的过程。仲长统认为，这是“天道常然之大数”，就是说，这是一种经常起作用的规律。

    仲长统这种历史观打击了封建正统派把政权起源归之于王者为民除害的虚伪的说教。他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指出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榨取是一个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是汉末农民大起义在思想上的反映。但也可以看出，他把整个历史的发展，仍旧看成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过程，而且认为“乱世长而化世短”，对历史发展的前途表现出了悲观的情绪。他把朝代兴废归之于“天道常然之大数”，这就又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

    ◆信奉黄老之学的汉文帝侍母亲尝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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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和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可以说是托名黄帝，以老子及道家精神为主旨，吸收并综合了先秦各家特别是儒法诸家思想而形成的新道家。然而，黄帝因开启了一个文化创造和文明进步的时代而成为积极有为富于创造勇于探索，极力把社会推向进步的精神的代表，他又怎么会和以崇尚自然安于无为著称的道家思想融合起来呢？

    这首先是因为在战国时代，对黄帝的崇拜逐渐升温。其次，战国中期，各国为了称雄称霸都需要一种黄帝般的精神，而各种思想流派为了使自己有用也都必须做顺应时代的变通。因此，道家也开始从形而上的玄虚走向了社会生活层面，并吸收了法家的“法”和儒家的“礼”，把“无为”引向积极应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实践，从而开出道家向务实方向发展的新阶段，逐渐形成了黄老之学。

    儒家思想居主的先声：《新语》

    《新语》是汉初重要的理论著作，使汉高祖刘邦进一步从治理天下的高度意识到儒学的重要作用，为儒学在汉武帝时的独尊奠定了一定基础，从而对提高儒学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州陈氏书院陆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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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贾“暗度陈仓”

    因“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人们熟知陆贾。但陆贾也是一个颇懂得享受生活的智者。

    陆贾曾因说服南越王赵佗而深得南越王欢心，并获增千金。孝惠年间，吕太后当政，陆贾估计自己难与她抗争，又不想随波逐流，便告病还家。此时，陆贾将这千金分给五个儿子，每日里乘坐高车大马，带领一群载歌载舞鼓瑟吹笙的侍者，轮流住五个儿子家，并告诉他们：“现在我把金子分给你们，以后我经过你们家时，必须给我提供新鲜的酒食，我每次每家最多呆不过十天，你们每年最多不过招待我三次，如果酒食不新鲜，我会找你们算帐的。另外，我身上的剑价值百金，如果哪天我死了，那这把宝剑就归我死时停留的那家，作为丧葬费。”

    但事实上，这种优逸的生活仅是一种幌子。背地里，陆贾联络陈平周勃，并促成二者的联盟，最终在吕太后过世后成功诛灭诸吕，迎立汉文帝，开创一代盛世。

    ◆《新语》书影

    贾谊和他的《新书》

    贾谊从18岁就开始政治和学术活动，33岁就死了。在15年中他对当时各方面的重大问题，都作了分析并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成为后来汉朝的统治者制订政策的基础。

    ◆《贾子新书》书影

    ◆贾谊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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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一年多之后，他又重新被召回京城拜见皇帝。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的降福保佑。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贾谊也就乘机周详地讲述了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不知不觉地在座席上总往贾谊身边移动。听完之后，文帝慨叹道：“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

    贾谊是才子，谈论经国治民之道应该是他最擅长的，但汉文帝却向他咨询鬼神之事，从贾谊这方面看，这与他唯物主义的思想相冲突，是他怀才不遇的缘由之一；从汉文帝的角度来看，连皇帝都关心鬼神之事，由此可见，求神问鬼在当时是多么普遍。在他之后不久出现谶纬之学的兴盛，也就不难理解了。

    读不尽的《淮南子》

    《淮南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文化方面，它既保存了先秦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又开启了两汉以后的文化。哲学方面，它构筑了一个以道论为主体的哲学思想体系。政治方面，它对无为而治作了新的解释，对治国之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淮南子》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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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子》的作者是谁

    关于《淮南子》的作者，有比较含混和比较明确的不同说法。比较含混的说法是，《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撰著的。但是史称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这些人不可能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门人宾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淮南子》的撰著？于是又有另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认为是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指出了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后来，这里出现的八个名字又被统称为“八公”，于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为淮南王刘安和八公了。

    ◆淮南王刘安雕像

    董仲舒的神学著作：《春秋繁露》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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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感应”招来的祸患

    公元前135年4月，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6月，辽东高庙又发生了火灾。正在家里养病的董仲舒听到这两件事，心里惴惴不安，连忙抱病给汉武帝写了一份奏章，大谈“天人感应”，说汉高祖庙园失火，是天对当时政治不满，有意降祸人间。他的草稿刚写好，恰巧中大夫主父偃来看他。主父偃也是个精通孔孟学说的人，他当了官后，便搜刮民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平时他与董仲舒也不合，于是便把董仲舒的草稿送给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发雷霆，召集使臣商讨对付的办法。当时，董仲舒有个弟子叫吕步舒，也参加了讨论。他不知道这份奏章是自己老师写的，为了在汉武帝面前显示自己的卓识，便竭力攻击说：“这奏章表面是推算灾异，实际上是诽谤朝廷，欺世惑众，一派胡言。”因此建议杀掉写奏章的人。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吕步舒知道了真相，百般营救，董仲舒才出了狱。此后整整十年，他都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起用。

    ◆董仲舒雕像

    仿来的哲学名著：《太玄》《法言》

    扬雄是融合儒道的思想家，在哲学上，他上承《易经》《老子》，下启王充张衡乃至魏晋玄学；在政治思想上，扬雄承继孔孟和董仲舒，提倡德治，主张以礼义教化人民，反对为政先杀后教，并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

    ◆《法言》书影

    ◆扬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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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雄善解师意

    扬雄少时拜博学多才的道士严君平为师，因此学业大进，才华名扬蜀中。后来，他到京师为官，常在别人面前称赞君平先生德才并重。

    杜陵李疆与扬雄十分要好。杜李两人被委派去管理益州，他们说：“如果能得到君平先生辅助，今生之愿足矣！”扬雄猜度君平先生秉性素淡，未必会出山。但又希望老师能辅助杜陵李疆。所以，他还是带着杜李二人去见严君平先生了。君平先生垂帘静坐在屋内，李疆拱手问：“先生能告诉我为官之道，从何作起吗？”先生说了一些为官的人要多体恤百姓多去帮助一些弱者的道理，三人深受启发。

    这时，杜陵李疆二人起身说明来意，先生一言不发。扬雄拱手对两位朋友说：“君平先生志在于教化于民，他无意于仕途。人各有志，你们就不要强求了。”先生握住扬雄双手：“理解我君平的人，当属你了！”此后，君平先生深居简出，专注老子经典，著书数十万言。

    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既是汉代经文经学思想运动发展的产物，也是西汉末年社会思潮的反映，对汉代的政治与思想影响极大。

    ◆《纬书集成》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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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谶纬”造就千古帝

    谶纬之学在极盛时期造就了一位新朝皇帝，即王莽。王莽原是个清贫儒生，因其伯父是西汉大将军，其姑母是皇后，很快青云直上，被任命为大司马。王莽颇有学识，而且抱负远大，大司马一职并不能使他满足。当时人们对谶纬顶礼膜拜，王莽就灵机一动，想出了计策。他暗中指示益州蛮夷进京贡献白雉，而后又指使群臣上书，盛陈王莽功德，并把白雉说成是感化蛮夷的祥瑞，把王莽比做当年贤德的周公。请太后“宜赐号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占制，下推行事，以顺天心”。太后见此，自然会采取“顺应天心”的办法，依准了大臣的奏书。西汉平帝驾崩后，王莽以占卜由神灵选择新帝的名义，暗做手脚，让两岁的子婴登基称帝，王莽任摄政皇帝，执掌了实际政权。尽管如此，王莽仍不甘心。有一天，一位名叫哀章的人，手棒一个表面写着“天帝行玺金柜图”的小柜子来到高帝庙，把柜子交给守庙官，守庙官急忙呈上朝堂。打开金柜后，内有符契图文和策书，其意说天神让子婴禅位于王莽，王莽顾不上扭捏一番，就当堂宣布“赤帝及汉高皇帝神谕，传我帝位，我敬仰神命，不敢不受，今日此刻我即御王冠登帝位行天命，定国号为‘新’！”就这样，刘邦浴血拼杀而来的大汉王朝，竟被一纸符契一张策书给覆灭了，而王莽却脚踩符瑞的阶梯，堂而皇之地登基称帝了。

    ◆王莽像

    中国的神学法典：《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班固像

    ◆现代岩刻“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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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虎通义》成书过程

    汉代在统一天下后，废除秦代的书禁，广开献书之路，设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繁荣，成为汉代典章制度的重要依据及统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但经学由于文字和师承的不同形成了今文和古文之争，造成了经义的分歧局面，不但令学者无所适从，也不利于政治思想的统一。西汉时，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曾在石渠阁大集诸儒，讨论五经的同异，分歧不决的由皇上出面作出最后决定。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模仿石渠故事，在白虎观召开由廷臣及诸侯参加的讨论五经同异的会议，历时数月之久。会上，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由淳于恭将讨论结果上奏，分歧处由章帝作出决断。班固在淳于恭议奏的基础上，将其中统一的意见和章帝决断的结果编撰成书，成为《白虎通义》一书。

    为反对谶纬而作的《新论》

    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汉光武帝刘秀像

    ◆《新论》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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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谭《新论》和寒食节

    寒食节在《辞源》《辞海》中的解释是：春秋时，介子推历经磨难辅佐晋公子重耳复国后，隐居介休绵山。重耳烧山逼他出来，子推母子隐迹焚身。晋文公为悼念他，下令在子推忌日（后为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禁火寒食，形成寒食节。

    桓谭在《新论》中记载说：“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介子推与寒食节的记载。

    古代无神论的丰碑：《论衡》

    《论衡》产生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否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在历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王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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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雷公报应吗？

    关于王充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雷电击死了一个人。有些宣传迷信的人就说：这是他做了亏心事，天上的雷公把他打死了，这就是“恶有恶报”。王充到现场之后，发现死者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被烧焦的臭味。他就解释到：打雷时有闪电，闪电是火，因此雷实际上是天火，被雷公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天上并没有雷公，也不是“恶有恶报”。

    汉代思想的转向之作：《潜夫论》

    《潜夫论》的问世是东汉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的出现不仅标识着汉代思想的转向，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

    ◆《潜夫论》书影

    ◆潜夫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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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符逢掖

    王符度辽将军皇甫规与某用钱买到官职的雁门太守都是同乡。皇甫规解除官职回到安定后，这个曾经的雁门太守也离职回家了。“雁门太守”递名片想见见皇甫规。皇甫规躺着睡觉不出来迎接，那人已经进门后，皇甫规揶揄道:“你以前在郡守任里吃雁肉，味道不错吧！”不久，又有人报告说王符想进来探望。皇甫规听到王符的名号，连忙起床，衣服的带子尚未系好，就趿着鞋子出来迎接，握着王符的手进屋，和他坐在一起，相谈极为欢快。当时人便这样说道:“二千石的府尹，抵不上一介布衣之士。”由此可见，王符在当时是颇有声名的。

    一场进行于儒学内部的派系斗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它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伏生受经图

    ◆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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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别

    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不同。今文经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尊孔子为“素王”，即不在位的帝王。认为六经经孔子删订，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六经是治国之道。古文经学家则以孔子为文化学者，尊孔子为先师，六经只是经孔子记录整理的历史文献。

    所尊崇的经典不同。今文经学重视《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家重视《周礼》。

    治学原则和方法不同。今文经学家重在发掘六经之中特别是《春秋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发挥其中的义理，甚至提出许多“非常怪异可骇之论”，同时大讲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符瑞灾异等。古文经学家研究儒学经典注重名物考订文字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概括而言，今文经学注重义理，有哲学思辩的特色，但往往失之主观臆说；古文经学注重证据，有实事求是的作风，但往往失之繁琐。

    今古经学的合流：郑学

    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一家之言的偏见，初步统一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郑玄像

    ◆郑玄注《周礼》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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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玄不其山讲学

    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初秋的一天，一辆席棚牛车在一群读书人的簇拥下，朝着树木葱郁的不其山走去。牛车上坐着一位60岁出头的长者，他就是东汉朝野闻名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这次来不其山，一是因黄巾起义而来此地避难；二是时任不其侯的伏完曾多次邀请他，而伏完的远祖则是首传今文《尚书》的济南伏生。

    郑玄来到不其城后，不其侯伏完曾力邀他和门人到城里居住，并给他提供著述讲学的条件，但都被郑玄婉言谢绝了。伏完性格敦厚，也是当时有名的经学家，他尊重郑玄的志向，便派人在不其山下选了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构筑康成书院，供郑玄及其门人研讨传授经学。

    郑玄来到不其山后，不其境内的儒生学子纷纷前来求学，一时门庭若市。郑玄在康成书院呆了大约两年时间，促进了儒学在这一带的传播和提升，影响深远。

    前卫的“人事为本，天道为末”

    在经历了400余年哲学神学化的过程之后，仲长统。“人道为本，天道为末”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仅使先秦哲学固有的人道主义思想更加明晰，而且在思想史上具划时代意义，标志着长期遭受神学迷信压抑的哲学理性的重新崛起。

    ◆篆书。仲长统乐志论

    ◆仲长统《昌言》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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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长统拒绝高干

    仲长统游学到并州，听说袁绍的外甥高干礼贤下士，就前去拜访。高干待他十分优厚，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想拉拢他。仲长统却对高干说：“你有英雄志向，却没有英雄才干；喜爱贤能人士，却不知道谁是贤能人士，你应该在这上面检讨。”高干自以为能力高人一等，对仲长统的直言陈辞，认为是一种冒犯，大不高兴。仲长统于是告辞他去别处。高干兵败死了之后，大家都说仲长统有眼光。

    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