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楚云燕月两迢迢

 1902年9月14日午后，横滨山下町的街道上寂无一人。

    夏末的阳光，在午后显得尤为炽烈。不过横滨的居民无疑是幸福的，因为这个时候，凉爽的海风正习习地吹来。吃完茶泡饭，推开纸门窗，就着风铃和蝉鸣，睡上一个美美的午觉，真是人间无上享受。

    这时候，街角出现一个报童，手里捏着一份电报，循着门牌号急急前行。“152番！”报童终于找到送达的人家，又仔细核对了一边。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打扰主人的午休，可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如果按错门铃，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

    “没错，山下町152番，《新民丛报》社！”报童确定以后，按响了门铃，怯生生地喊道，“失礼啦，社长先生在家吗？”

    “哈依，来了来了。”屋里迅速有了回应。

    这让报童松了一口气：看来屋里的人没在午休，应该没有什么脾气，没准儿，还能赏几分钱呢！

    开门的是一位青年男子，非常和蔼：“请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报童鞠了一个躬：“突然打搅，真是非常抱歉。这里有一封《新民丛报》社长的电报，请查收一下！”

    “哦，这样啊，请进请进。”青年打开门，把报童让进院子，“社长先生在里面，请跟我来。”

    走进院子，发现里面有好多青年人，都在非常努力的做事。“大家都在一生悬命啊！”报童心里暗暗感叹道，“或许只有有钱的社长大人，才能在这个时候安稳地睡午觉吧。”

    年青人并没有带他进屋，而是绕到院子后面，那儿有个小亭子，一位青年人正伏案疾书。从两个人走近，乃至站立好大一会儿，那人都没有抬头，仍在写他的东西。报童偷偷瞟了一眼，那人似乎写的都是汉字，没有平假名。是中文么？报童想。

    终于，那人搁下笔，抬起头：“君武，什么事？”

    “任公，有一封你的电报，需要查收一下！”马君武回答道。

    这位被唤作“任公”的，就是时代巨子梁启超，在多学科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然而在1901年12月《清议报》发行第一百号的次日，报馆被慈禧老奶奶派人烧了精光，《清议报》被迫停刊。可是梁启超毫不气馁，在一个多月后的1902年2月8日，又于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为此，梁启超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大量查阅资料，购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学习新知识；另一方面还要把获得的知识转化为文字，他每日奋笔疾书，经常是一天写五千多字。——这么说来，和如今的小说写手非常类似。报纸出版后，市场反应非常良好，立即引起了抢购热潮，发行万余份还不能满足需求，社会上更是盗印成风。

    每日的劳累，在给梁启超带来成功的愉悦外，也给他增添了新的苦楚，那就是他的理想和思想：

    我们现在说到梁启超，除了说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外，就该说他是国学大师了，而且他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后世的肯定。然而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中，他一直非常热衷于政治，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办报、演讲、筹款、组党，一度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务总长。而此时他正好虚岁三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而立之年却漂泊海外，以办报为业，无疑背离他远大的政治理想。这是让他非常苦痛的。

    在办报写文章的过程中，梁启超大量阅读西方著作，思想逐渐发生改变，与老师康有为的尊孔保皇开始出现分歧。梁启超是典型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遥想当年，17岁就中举的梁启超到万木草堂拜会康有为，认为老康确实有两把刷子，便拜那时还不过是个秀才的康有为做老师。现在依然秉性不改，接连写了《释革》、《新民说·论进步》等文章，鼓吹革命破坏；又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恩师的保教主张。这让康有为大为恼火，除了写《复美洲华侨论中国之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问题，驳斥弟子大逆不道的言论而外，甚至以“断绝”、“决裂”来威胁梁启超，来信有“大病危在旦夕”之类的言语，让尊师重道的梁启超惶恐不安。

    “哦。”梁启超没有着急签收电报，而是拿起桌上的文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圈改了几个字，递给马君武，“这是为本期报纸写的文章，你看一看，没问题的话，就拿去赶紧排吧！”

    马君武接过稿纸，名字却是《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便一目十行地读了下去，读到最后，不觉大声朗诵：

    歌白尼地圆之学说出，而新世界始开；倍根、笛卡儿格物穷理之哲学出，而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本之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苟无此人，则世界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我堂堂中华，有数万万之同胞，英俊辈出。当此国危民困之时，岂无一二人如此辈乎？

    今吾闻诸泰西人，曰我中华有一学者名孙元起，特精通于格物致知之学，首言构成物质之粒子结构形状，又言光具波纹、微粒之二相，皆破泰西人成说，而为实验所证实。故彼辈咸稽首拜服，以为其乃继创重学制奈顿后之第一人也！繇是可知，我中华故不乏具大智慧、大魄力之学者，惟少为人所发见耳。假以时日，中华必有能左右国家者。而能左右国家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吾以心香，祷之颂之。苟见其人，吾虽老迈，必尊之爱之、从之师之，亦愿吾国吾民尊之爱之、从之师之。

    “好！好！读了任公的文章，让人仿佛看到中华复兴之曙光！”马君武拍着稿纸，大声说道，“我马上拿到前头，让大家也读读！”

    看马君武走远，梁启超这才唤过报童：“让你久等，真是失礼。来，现在我就签收。”

    报童急忙递过电报。梁启超签了字，随着凭条递过来的还有一角钱：“这么热的天还麻烦你，这算是请您喝茶的。”

    “谢谢社长先生！”报童欢天喜地地接过钱，恭敬地鞠完躬，才蹦跳着离开。

    梁启超裁开信封，上面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孙元起乘皇后号23日抵横滨，祈代买次日赴天津船票10张，款随后汇上。大谢！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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