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去留肝胆两昆仑

    众人闻听孙元起有个好主意，齐声道：“你说！你说！”

    孙元起说：“我看泰西诸国，各个大学和学会，通常都会编辑出版一份或数份杂志，名为‘学报’。学报的宗旨，是发表学者研究成果，报告学术发展动态，推广普及科学知识。而我纵观中国，学会在维新变法之前便已出现，也有类似学报的图书出版，不过内容都是有关政治文化的，而非科学知识。如今大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却未见编辑‘学报’的。即便有，也不过是汇集师生的一些诗文罢了，于科学发展却没有多少益处。

    “现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正在科学技术。但是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还非常落后。很多中小学堂的教科书，是由教会传教士编写，以宣传基督教义为目的，内容落后陈腐，所据不过是传教士的一知半解。眼下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我们学生接触的还是人家数十年前、乃至数百年前的皮毛。长此以往，中外差距将越来越大，又何谈追赶上呢？

    “如何追赶？我认为必须面向广大中小学堂学生，从两个方面积极入手：一是普及时下正确的基础科学技术知识，让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与世界同步。现在我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大体上可以做到这一点。二是介绍世界最新科技发展成果，刊登中国学者的研究成绩，并指出现今学界存在的疑点难点，激发学生对于科学的兴趣，让他们带着问题学习、学习中试图解决问题，进而投身科学技术研究。这个方面，就需要‘学报’来推动了。

    “我们经世大学师生要开风气之先，勇于承担重任，在教学之余群策群力，编辑《经世大学学报》，向全国乃至世界，传播我们的声音！”孙元起话语铿锵，意气风发地说道。

    “好！”张元济首先表示赞成，“中华衰败，首先是因为民智未开。假使国人也有志于科学研究，又何患其落后？”

    在座诸人也纷纷同意，王国维更是举他在日本留学见闻以为佐证：“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组建了数所帝国大学，学报也随之创立。在校学生，莫不以文章登上学报为荣。相互竞争，锐意创新，全国学风为之一新！他们日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即使是东方人，只要努力，也一定能做出不逊色于西方人的成果。’我们炎黄子孙，更不会逊色于任何人！”

    只是孙诒让有些疑惑，试探着问：“百熙，这学报乃是刊登科学的杂志，老朽的书稿，恐怕与之不相干吧？”

    孙元起拍拍脑袋：“怪我没说清楚！”

    然后解释道：“科学，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具体科目包括大家熟悉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等等；另一类是人文社会科学，则较少使用，内容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先生你的论著，就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

    “研究文字、历史、词章、教育，也算科学？”这个观点，让在座的都有些疑惑。

    “嗯！”孙元起很笃定地点点头，“所谓科学，就要用科学合理、可以重复验证的手段，研究各学科中的现象和规律，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与人类的教养、文化、智慧、德行有关的科学。先生的《契文举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使用出土的殷商文物，与现存文字资料相对比，通过很多确凿的例子，得出甲骨文字是汉字源头的正确结论。

    “这个结论，前人没有发现、没有说过的，那就是最新研究成果。学报刊登您老的大作，就是向莘莘学子介绍最新的科研方向，从而让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所提升，激发他们整理研究甲骨、乃至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比如《史记》中有《殷本纪》，现在我们有了殷商的文字材料，两下对照，看看《史记》究竟说得对不对？对了多少？怎么错的？……这样的科学研究，不是很有价值、很有必要么？

    “我国的文化，有数千年历史，由大批杰出的仁人志士和无数优秀的人民大众熔铸而成，形成一个最具特色的社会价值体系。无论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也难以与之匹敌。尤其在个人的素质教育和品德修养方面，更是有很多独到之处。

    “近数十年来，坚船利炮挟带着欧风美雨，席卷而来。一些守旧陈腐之人，把西洋的科学技术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固执地认为我中华文化是世界最完美、最先进的。这固然不对。另一些有为之士，在效法西方、匡救时弊的同时，则对于我国固有的文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乃至全盘否定。我认为，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更不对。

    “中华文化，固然是非常优秀。但不是没有缺点，除了在科技发明方面落后西方多多，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方面，还是有很多缺憾。我们现在提出‘人文社会科学’这个理念，就是号召广大文科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欧美学界的学术成果为参考对象，科学地整理研究我国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构建起一套中国话语的学科体系。而不是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理论，遗忘本国、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实际情况。”

    说话的时候，孙元起不由想起从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历史课本中充满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马氏术语。而今听了这些大学者讲述中国历史，才发现我们民族的过去，是有血有肉、鲜活动人的，有悲壮也有精美，更多时候是农耕士读的和平年代，而不是课本上所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更不是只有做稳奴隶和做不稳奴隶两种情况。

    崔述在一厢说道：“敝人读了杨惺老主编的《历史地理学教科书》，也深有同感。这历史地理学，自《禹贡》、《山海经》以来，就是显学，比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皆是其中荦荦大者。然长期以来，一直在史部中作为一类而存在，从没有人想到这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而且里面还有这么多道理。读完之后，觉得耳目一新。”

    “以前的学者治学，都各有门径。用湖南的俗话说，叫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路。”皮锡瑞接过话，“究竟怎么治？治什么？不过是凭自己的兴趣。普通学者朝秦暮楚，总是失之浮泛，不能深入。惺老的两个弟子在编好《历史地理学教科书》之后，都有所悟。那熊会贞专注于河道变革，卢弼则用心于秦汉魏晋政区，不过一年时间，就时有新见。惺老大喜过望，见面总说这学校果然是来对了。”

    一时间，大家都陷入沉思。

    这些学者，对于学术研究都大有造诣，只是常常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写诗文、练书法、背经书、读历史、玩古董，样样都来，很少能把全力集中用于某一个问题上的。拿这屋里最年轻的王国维来说，研究领域就涉及到叔本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红楼梦》研究、词学、戏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简牍学、甲骨学、金石学等等。何况其他人？

    刚才的对话，对大家的治学方法，都是一番很大的冲击。少不了也要思忖：到底自己兴趣在哪里？喜欢的是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是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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