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草会烧掉的都是那些有钱人,不给那些被烧的有钱的绅士壮壮脸面,他们会为民国服务吗?”
刘福禄一时也解不透这么深奥的问题,可是也得装作听懂了的样子。
没隔几日栗永禄的两个儿子被释放回来了。是由被火烧的几家绅士提起控诉,干草会的王明亮等四位大头领被核准正法,枭首示众,其余的小头领都视为喽啰释放,各花钱取保回家了。
王明亮等统领被正法后,高平、长治等县的干草会伙同游风约王明亮的同伙人重振旗鼓再次起事。阎锡山派担任潞、泽、辽、沁镇守使扬沛霖亲自指挥士兵镇压干草会运动,再抓其首领斩首示众,其余被捕人员有的判刑,有的罚款保释。
对凡被干草会焚烧的那些劣绅大加周济,每家发给仓谷,并在各村庄勒索木材,重新为士绅修建房屋。
经过这样一闹腾,栗永禄算是搞糊涂了,弄不清东南西北了,到底是革命对还是不革命对哩?这次两个儿子给他带来的惊险是值得深思的。听刘福禄说两个儿子是沾了民国刚刚提倡的民权的光了,要在大清手里,他们绝对是“咔嚓”人头落地了。
不过栗永禄也是看明白了一点,就是不管世道变未变,上面没有人给你撑腰也会吃亏的,从送小妾参加红灯罩到儿子参加干草会,按他当了多年镇长的理解,知道他们走的路也是对的,是出人头地的,可最终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这回幸亏他给儿子办了那场圆房婚礼,要不然他们直接参与了焚烧那些绅士房屋的行动,也许就会真的是被判个重刑“咔嚓”了。
既然是人家刘福禄给帮的忙让这两个犬子无事释放了,就来个趁热打铁再托人家给他们在上面找个事情做吧,这世道在家里种地也是拴不住他们的。哪怕是当个民团给人家站站岗放放哨也比他们在外面瞎撞强。
于是栗永禄又去找刘福禄,见面先将上次的事情加以答谢一番:“刘兄弟,上回多亏你呀,要不是我这两个犬子就会被咔嚓了。”
刘福禄道:“他们不是没有直接参与吗,按照民国律例是够不上那样的。”刘福禄后来就没有去找冯光道。他想,还是人家王作丰看了儿子刘保金的面子。
听了栗永禄还要托他帮两个儿子到县衙找个当差的事,刘福禄一下子就想到了亲家黎侯镇原县太爷王福新,现在他还在黎侯镇,虽然县令不干了,还是黎城县一代元老,再说遥镇也是归黎城县管辖的,到那里找个差事比到壶关县要好找,因为他们两个是在壶关犯的事。
刘福禄也弄不清是隔开多少年了还没有去见见亲家王福新了,没有见的原因是他们不在一个地位上,人家当年是县令,他是个庄稼人,地位差了那么一大截,没有个共同的语言。
人家县令将女儿嫁给他儿子,那是冲着儿子这个进士来的,还是委屈人家做了二房,刘福禄为此更是觉得对不住人家,不敢相见。
现在半辈子都过去了,黄土快埋到脖子根儿了,从同治到光绪再到民国都过来三个皇帝了,就不再想那些面子上的事情了,现在也想借用栗永禄求他办事这个机会去见见亲家也好。
到了黎侯镇,见王福新已经是无所事事,无官一身轻了,在王府招呼着一大家子的妻妾贤孙享受着晚年的乐事,他才是真正告老还乡的绅士。
刘福禄看到亲家的这一切真是有点无地自容了,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比人家矮了大半截,他跟亲家的岁数比起来也不相上下,看到人家哪个无所事事的样子跟自己却还始终没有感受到事情已经做完了的那个样子,真是不可比拟。
刘福禄在黎侯镇住了两天,临走时他想到县城中心转一转,大街上张贴着不少标语:“支持革命,剪辫易服”;“剪辫易服,与世大同”;“不剪发不算革命”……
像是县衙警务人员三三两两在一起,手里拿着剪刀在街上巡游。
刘福禄忽然感觉到什么,下意识摸摸脑后,再不敢往前走。忽然前方一胡同跑出一个人来,那人双手抱着头,叫喊着:“官爷留情,官爷留情,我愿革命,切不要剪我辫子,难见祖宗啊。”而后嗷嚎大哭。
后面紧紧跟着警务人员,手中拿着剪子。
那抱着头的见前面也来了拿着剪刀的,知道不可逃脱,便跪在地上哀求,磕头如捣蒜。
后面跟上来的警员根本没把他的哀求和嚎啕大哭放在眼里,没说二话,两个人按着他的肩膀,拿剪子的人左手抓住他的辫子右手张开剪子,从辫根齐牙牙“咔嚓咔嚓”剪掉了。
然后将辫子递给专门焚烧这些鞭子的人送到一个冒出一股熏焦味的地方。
那人见自己的辫子已剪,就在地上打起滚来,仍旧嚎啕大哭,众警员发现了刘福禄便朝他走过来。
刘福禄知道这是躲不过了,他并不害怕什么,也不怕剪辫子,只是遇到这样的场合,让人家按着自己的头硬来,像宰杀猪那样,有失体统,他就是个愿意革命的,他就是想不通这剪辫子算什么革命,又不是拼刀子杀头。
身在异地,抗拒就会吃亏,见几个人同时朝他走来,刘福禄便迎上前去说道:“老总们,我愿意剪辫子革命,要我亲自来,我是自愿革命的,不用强迫。”
拿剪子的警员好像是在专门享受这剪辫子的那种“咔嚓咔嚓”的快意,没等刘福禄说完,那剪子就朝他的后脑勺伸过来。
其中一个警员说:“老乡,谁愿意自己剪自己的辫子,革命这么久了,你怎没有剪掉呢,怎还敢来城里晒着个辫子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