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晚我便在公社住了。第二天,得济赶了一匹驮满龙须草的老母马来公社赶街,顺手接我一起回大水井。平安街的鸡零狗碎我不屑一顾,我实在闻不得那股没法形容的催人呕吐的羊膻气味。所以我没有跟同学们道声再见更不会跟公社革委分管插青工作的曹副主任打招呼,就直接在公社韦会计那里领了两百块钱安置费,把极简单的行李往得济的马背上一拎,就准备悄悄地跟他开溜。其实我几乎没什么行李,最值钱的是几本禁书、一本语录、还有离校时军宣队发给的一个大瓷碗。不消说的,我对这只瓷碗已经情有独钟。这时天已近黄昏,风更大,小雨虽然停了,可是寒风剌骨。平安街上浓雾弥漫,几步之外便看不清东西,可是每走几步便有迎面过来三五个手牵手臂挽臂的猛夏姑娘,她们一字排开,肆无忌惮地横队走着,很快她们后面便又出现了紧跟着走的一群猛夏后生。这些天性不安份的男崽时时去逗惹她们,一会扯这个,一会扯那个,于是山脚下便形成了打打闹闹奔奔跑跑的场面。我不懂他们在做什么,现在这样的年代下如何还有这份闲心。雾很大,把我的头发都打湿了。也不时有人跟得济打招呼,得济总是阴晦着脸爱理不理地“嗯”一声算是答应,就是答话也不超过三个字。就在这时,后面有人高声喊我的大名,是常欢林的声音。常欢林是我最好的朋友,过去我们一块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个班里。我永远都不是班干,但成绩一直排第一;而他永远都是班干,成绩一直排在我的后面。他不仅不歧视我的出身,相反成了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没有别人在旁边时,他只是一味呼喊我“地主崽”。只要他喊这句时,就说明是他心情特好的时候。我停下脚步等他。他气喘嘘嘘赶来,顾不及埋怨我不辞而别,递给我二十块钱和一本语录,说:“我懂你不在乎这点,可这是我的心意。你若要问为什么,因为你是‘地主崽’!”说罢,给了我重重的一拳,打得我心里热呼呼的。之后他摸出十块钱塞进得济手中,说:“张非是我们的头,我把他交给你了,望你多关照他点。”得济是老实人,连忙点头,但他不接常欢林的钱,常欢林硬塞回给他。常欢林给了他一拳,转身跑了。我告诉得济:他叫常欢林,我最好的同学。和得济一起来的叫敖富济,小队记分员,头戴一顶绿军帽,帽缘污腻变黑色油亮,一件猛夏人装束的麻衣已脱了颜色,半白半蓝;一条又短又窄的绿军裤,穿一双露出脚趾头的解放鞋。近四十岁人已经脸上爬满皱纹。得济说记分员是战斗功臣哩!原来他当兵出身,参加过三大战役,后来又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过多次战,最后一次战役是在上甘岭,战斗中负了伤,才复员回乡。当然这么一点功劳对于已经见过大世面大场面的我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但在大水井这点弹丸之地来说,特别对于土著民族般的猛夏人来说,绝对了不起的。得济虽然没有这么辉煌的一段历史,但他却给我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普通平凡得出奇,现是生产队长,打从土改那阵起就一直当到现在。他破旧的麻衣外面,左胸口位置上戴一块闪光的像章,他鸡肠带勒着的裤头里,时刻都插着一把镰刀。他一身传统的猛夏装束,穿草鞋,裹着头巾,别看是少数民族,他却长得牛高马大五官端正堂堂一表帅得狠哩。只可惜脸上没点血色,很有营养不良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