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对郑森感兴趣,并非一时兴起,实在是最近朝廷稍稍有了喘息,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髡贼了。
前年髡贼攻占广州,席卷两广的时候朝廷便商议上南征之事,只是朝廷在两广一溃千里,原本部署在两广的营兵卫所几乎全军覆灭,连两广总督熊文灿也只是率领着少数残兵败将逃入湖南境内,苟延残喘至今。
丧师失地,丢弃两省,要要是以前,熊文灿早被问责下了诏狱,此刻大概连人头都烂光了。崇祯所以留他到现在,一是封疆事重,不肯轻易易人。更重要的是朝廷无可援两广之兵,能控制局面之人。
他多次想过要把熊文灿捕拿入京,下天牢审问。但是温体仁劝他目前可以对付流寇的文武大臣不下十几个wag,能和东虏一较高下的也有那么几个,唯独知晓髡贼情况,和髡贼打过仗的官员极少,王尊德已经去世几年了,只有熊文灿这么一颗独苗了。所以,他只能捏着鼻子让他“戴罪立功”。
崇祯对髡贼倒不是一无所知,这些年来零零星星的奏章、塘报和厂卫的秘奏中多少窥到了一些这个棘手敌人的面目。特别是进呈御览的《平髡手记》,他读过多次。知道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对手,既不同于东虏、流寇,也和倭寇、红毛不同。朝野上下,对髡贼的所有了解就来自于这本小册子。这也是他不得不容忍熊文灿至今的原因。
去年他向阁僚们透露出讨髡之意,除了温体仁之外,阁僚们对此都态度含糊,颇有不赞同之色。说来朝廷当时内忧外患,也根本顾不上遥远的南方战事。
不论髡贼有多棘手,“讨髡”都必行之事。否则他无法面对朝野的汹汹物议,后世子孙又会如何看待他这个皇帝?虽说当初宣宗皇帝弃守过安南,但安南只是化外之域,算不上失地。两广却是位列两京十三使司从太祖皇帝手上下来的江山,岂能在他手中丢弃?!朝廷丢失两个布政使司,若不兴兵讨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不成了笑话,接下来那些日渐跋扈的武人们还会把朝廷放在眼中吗?
身为帝王,有些苦衷他不能与臣工们相谈,只能暗暗叹了口气。
这些日子,除了内阁已经议定从崇祯九年起加派“粤饷”之外,择何人为督师,调动哪些兵马,尚未有定论,他一向倚重的温体仁的态度也颇为暧昧。言辞之中,透出希望“抚”的意思来。
以朝廷目前的局面,“抚”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只是直觉告诉他,髡贼的胃口恐怕非常大,等闲的条件他们是不会答应的。就算如阁僚们所言,许一个琼州府他们也未必会满意。何况割地之事,群议汹汹,此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光是想一想皇帝就不寒而栗。
唯有让髡贼知道了朝廷的力量,他们才有就抚的可能。
说来也是可笑,东虏所据是东北苦寒之地,老奴当初只是李成梁帐下一个小小的亲卫,部众数百,披甲者不过数十。自打祖父晚年起兵,不过二三十年,打得朝廷节节败退尽失辽东;而这髡贼,听闻初来时亦不过几条大船,几百人众,漂泊至琼州这个南陲僻壤,以工商勉强存身,如今却练出了精兵强将,一举席卷两广。朕的大明徒有万里江山,亿兆百姓,万千的文武官员,却奈何不得一北一南这两大蛮夷,不得不动起了“抚”的念头……
想到这里,皇帝的内心一阵凄苦。他始终不明白,大明明明十分强大,却落到如今这样的局面!
田妃见他用完晚膳之后也不说话,面目怔忪。知道他又在担忧国事,怕他用餐之后忧愤积了食,忙拿话来转移他的注意力,说起了最近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神医”“仙药”。
京师虽然规模宏丽,但是因为人口众多,加之地处北地的终年受到风沙袭扰的困扰。城市环境却不敢恭维。早年国力强盛,有司称职,对环境卫生还有所管理,王朝末年人心不定,社会秩序紊乱,原本的管理制度徒具虚名。最近几年因为东虏入境劫掠,城里又涌入了大量人口,传染病四处流行,腹泻、咳嗽、发烧……虽然传染病主要是在缺少干净饮用水和环境恶劣的下层百姓中流行,但是达官贵人们并不能独善其身,患病的人很多,官员们为此告假的也不少。只不过按照17世纪的标准,这还够不上“瘟疫”。
田妃的父亲也染病了,一度病势还颇为沉重,惹得田妃担心不已,但是宫规是不允许妃嫔省亲探望家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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