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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4章 北上之行（第2页）

随行的秘书插话道，“虽然广京铁路的开通加深了与北京的联系，但两者间毕竟间隔遥远——这个距离可是比伦敦到巴黎或者柏林的距离要大得多。”

“丝毫没有夸张。”

莫德迅认真地解释道，“广州的秩序，是国防军带来的，在他们入驻以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不稳定情况；广州的资本，是辽阳集团引来的，确切地说，在辽阳集团投下巨资后，南洋的中国华侨才被吸引过来投资；广州的社会秩序与管理制度是北京方面确定的，甚至于派遣官员到香港学习市政管理办法的决策也是北京方面制定的……”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丘吉尔把玩着他心爱的烟斗问道，“秦时竹不是号称最讨厌租界和租借地么？怎么会派官员向我们学习？”

“这一点上我没有夸大，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治安管理，无论是市政建设还是社会维护，广州一直以来都在学习香港的做法，一些年青官员——通常受过良好教育，被派遣过来学习，回去后过不了几年就变成了所在部门的骨干。

您要知道，在中国的官僚体系里，真正掌握实权的不是一两个最高长官，而是密如织网、毫不起眼的部门负责人及其关系圈。

因为市长3-4年就会更换，但局长和处长们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呆个10、20年。

更要紧的是，他们面临的利益集团不大甚至还来不及形成，因此在很多方面，政策的推行甚至比我们更彻底、更直接……”

莫德迅耸耸肩，“各位也许会将其视为民主体制的不健全，但从我理解的角度出发，这么做保证了决策效率和行政执行能力。

更何况，谁都承认，秦时竹政权压根就不算民主体制，充其量只能说是威权体制吧。”

恰好有人补充证明莫德迅讲的是实情，不仅香港，上海的工部局、天津的公共租界中都有派遣过来学习考察的中国官员。

丘吉尔的笑容就有点儿僵硬，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只是个自信心膨胀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真如莫德迅所言，应该是个不太好打交道的对手。

“阁下，我刚才说的是广州自身的变化，不过，这还不算粤港之间最重要的变化，最重大的变化是目前的人员流动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有大量的中国人跑到香港去？”

“可以这么说，但也有更多的人跑回中国去。”

丘吉尔笑了，拍拍莫德迅的肩膀：“你似乎过于紧张了一点……”

“不，前段时间我利用空余时间做过分析。

到香港来的中国人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在斗争中失意的军阀政客，以及在竞争中被排挤出来的土豪，以及在治安整肃中被清扫出来的黑道头面人物；而另一类则是刚刚脱离了土地，差不多除了随身衣物外别无他物的赤贫人士……前一类主要是消费者，除了钱没有特别的贡献，反而经常发生事端；后一类虽然为香港低端产业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但几乎都是文盲，只能做最简单、无用的重复劳动。”

莫德迅将声音提高了八度，“而离开的人呢？除了一部分其他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熟练劳动力及其家属……”

丘吉尔的脸色开始凝重起来，“你的意思是，香港的产业熟练工人正在逐步流失？”

“没错，正是这个迹象。

一方面是因为广州更为优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产业迁移，带动着工人随同前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州有大量与香港类似的产业，他们同样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无形中就把人员给吸引走了。”

莫德迅介绍道，“同样一个工人，到了广州之后能多拿15-30%的薪水，哪怕是同样的薪水，因为广州物价更低，他们能剩余更多。”

丘吉尔沉住气，问道：“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没有接到相关汇报？”

莫德迅苦笑一声，别看他在香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真到了英国国内其实什么也不是——别说他没有写这个报告，即便写了，也不见得能够呈递到高高在上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手中，倘若没有这次赴京之行，他们之间可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可不想自讨没趣。

丘吉尔也就是下意识地一问，以他多年在政坛纵横捭阖的洞察力，下一秒钟就完全明白了其间的前因后果。

他拍拍对方的肩膀：“这次与中国方面谈判，你就做我的特别助手吧，我认为你要比北京城里只知道风花雪月、附庸风雅的先生们可靠得多了。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与中国的谈判，绝对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斗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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