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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韩非和法家2（第2页）

他可以派别人替他检验，这些检验的人又是“实”

，又严格地循其“名”

以责之。

照法家如此说来，他们的治国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

君主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握在手里。

这样进行统治，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

赏、罚，韩非叫做君主的“二柄”

。

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于人性趋利而避害。

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韩非子·八经》）

韩非像他的老师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是恶的。

但是他又与荀子不同，荀子强调人为，以之为变恶为善的手段，韩非则对此不感兴趣。

在韩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来，正因为人性是人性的原样，法家的治道才有效。

法家提出的治国之道，是建立在假设人性是人性的原样，即天然的恶这个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设人会变成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人为的善这个前提上。

法家和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

韩非和法家认为，君主必需具备一种大德，就是顺随无为的过程。

他自己应当无为，让别人替他无不为。

韩非说，君主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韩非子·大体》）。

换言之，君主具有种种工具和机器，用来进行统治，有了这些，就无为而无不为了。

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

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邪恶的。

道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

可是在无为的观念上，两个极端却遇合了。

这就是说，它们在这里有某些共同之处。

法家的治道，也是后期道家所主张的，只是词句上稍有不同。

《庄子》里有一段讲“用人群之道”

。

这一段既区分了有为与无为，还区分了“为天下用”

与“用天下”

。

无为，是用天下之道；有为，是为天下用之道。

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统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自己无为，而命令别人替他为。

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是以无为用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