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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9页）

他因此书会给我带来的麻烦而对我表示同情，但又好像在责备我不谨慎，却从不愿意说出我究竟怎么不谨慎了。

他总是转弯抹角，闪烁其词，似乎是在故意套我的话。

我当时极其安然无恙，所以便笑对他那种谨小慎微、神秘兮兮的腔调，认为他那是因常跑达官显贵的办公室而染上的恶癖。

我深信这本书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深信它不仅有主管官员的赞成和保护，而且值得受到并且深得主管部门的青睐，所以我暗自庆幸自己有勇气把事情办好，并耻笑那些似乎为我担忧的胆小的朋友。

杜克洛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承认，如果我对这部作品的有益及其保护人的公正缺乏信任的话，我对杜克洛的正直和见解的信任本会让我也像他一样惊恐不安的。

当《爱弥儿》付印时，他从巴伊先生家跑来看我，跟我谈起此书。

我给他读了《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

他静静地听着，而且我觉得他听得津津有味。

我一读完，他便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那本书的一部分？”

“是呀，”

我对他说，“人们本该根据国王的御旨在卢浮宫里印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

他对我说，“但请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您给我念过这篇东西。”

他那令人惊奇的表达方式叫我愕然，但没让我惊慌。

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尔泽布尔先生见面。

我难以设想他在同一问题上怎么与他的想法如此大相径庭。

我在蒙莫朗西住了四年了，但身体一天也没有好过。

尽管那儿空气极为清新，但水质很差，这很可能就是加剧我的旧病复发的原因之一。

将近一七六一年秋末，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是在几乎没有间断过的痛苦中度过的。

肉体的疼痛被无数的忧虑加重，进而使我感到这些忧虑更加重压在心头。

一段时间以来朦朦胧胧的忧愁预感搅得我心烦意乱，可我又不知到底愁些什么。

我常收到一些挺奇怪的匿名信，甚至一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

我收到过巴黎议会的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当前的现实，认为今后也好不了，便问我选择一处退隐之地的话，是日内瓦好还是瑞士好，以便带着全家一道去。

我还收到过某议院主席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当时与宫廷失和的该议院起草一些备忘录和谏书，答应向我提供为此所需的所有文件和资料。

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总爱发脾气。

接到这些信的时候，我便火冒三丈，回信时便没好气，对他们的请求一概予以回绝。

这种拒绝当然不是我所要自责的，因为这些信可能是我的敌人们下的套，而且，他们向我请求的事正与我永远不愿违背的准则背道而驰。

但是，我本可以表示婉拒，无须厉声厉气，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两封信。

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怎么觉得惊讶，因为我同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腐朽制度在威胁着法国，使之很快就要崩溃。

全都源自政府的过错的一场不幸战争的种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混乱；一直掌握在两三位大臣手中的行政管理上的尔虞我诈，他们公开争斗，为了相互攻讦，竟损及王国；人民和国家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一个顽固女人（）①的执拗，她就是有点脑子的话，也总是用在自己的好恶上，几乎总是排斥最有能力的异己，以便安插自己最满意的人。

凡此种种，全都在证实该参议员以及公众及我本人的预见之正确。

这种预见甚至也多次让我举棋不定，是否我自己也将赶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种种动乱之前，去王国之外找一片净土。

但是，因为我淡泊人生、性格内向，所以我放心地认为在我所自愿去过的孤独生活之中，是不会有任何风暴袭击到我的头上的。

我只是颇觉遗憾，在这种情况之下，卢森堡先生却准备接受一些使他在政府中失去人心的任务。

我本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为自己留点后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担心的那样突然垮下来。

而且，我现在仍旧觉得，如果政权最终不是只落在一个人手里的话，那么法国专制王朝现在必不可免地会陷入绝境了（）②。

当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之时，《爱弥儿》的印行也慢慢腾腾的，竟至最后完全搁浅了，而我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

居伊也不再给我写信，也不复我的信，我无法从任何人那儿得到消息，一点儿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当时在乡下。

无论多大的不幸，只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绝不会惊慌失措，垂头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