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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契约 马来亚影响华巫关系的族群政策基调之确立（第1页）

在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中，之所以凸显族群政治特征，之所以选择了走族群政治这条道路，是因为这个族群多元国家在独立前夕面临着极其尖锐而难以调和的族群利益对立和矛盾冲突，因此在逐渐展开的民主化进程中，在实现独立这个头等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为了确保各自族群权益的最大化，为了确保族群间相安共存，族群政治也许就成了在当时看来，他们能够共同找到的一条最大的出路，这当然不是最佳出路。

毫无疑问，这条出路是英国等殖民帝国长期统治所铺就的，它遗留着殖民统治者掠夺和压迫的痕迹，所以，就注定了这条道路的未来不会是平坦的，从某种角度上看，它既是出路，也是无路。

因为，无数历史和现实事实证明，把族群问题政治化，甚而制度化，就等于把族群问题长期化，甚而敏感化，因此它不是解决族群问题的最终办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也多少是令人担忧的是，族群政治在马来西亚，本来应该是独立前夕的一种临时性的政治安排，却演变成了某种“社会契约”

，因此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所说的“社会契约”

，就是指以独立宪法有关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社会地位、权利和义务的原则规定，具体包括：统治者的主权、马来人的特权、马来语被确定为国语和官方语言、伊斯兰教被确定为国家宗教等，以及有关非马来人权益（如公民权）的一些相应的规定。

显然，这里虽美其名日“社会契约”

，实质上却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和马来人上层（统治者与巫统领袖）凭借他们长期政治同盟打造的强力优势，强加给华人等其他族群的一种所谓的“约定”

，是土著特权与非土著公民权交易的结果。

当这一本来“约法”

再转而成为国家根本**后，也就具有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结果就使得马来西亚的政治或族群政治至今仍然是马来人政治家的独角戏，其他则均为配角。

这就是当今马来西亚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

一、统治者主权统治者主权主要是指马来九州苏丹所享有的联合邦和各州的最高权力，这是对其传统主权地位的承认。

马来苏丹法律上的主权地位即使在殖民时代也曾得以长期保留，但只限于各所在州。

二战后到独立前，马来亚联邦（1946年4月1日至1948年2月1日）与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2月1日至1957年8月31日）的主权均为英王拥有。

殖民时代，统治者的主权还包括独立行使管理伊斯兰教和马来人风俗习惯的权力，其他行政权则与各州驻扎官分享（马来联邦各州）。

独立后，苏丹不仅继续保留各所在州的主权地位，即“除本宪法（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引者）之规定外，统治者至今在其领土内所享有之君主权、特权、权力与管辖权及森美兰州酋长至今在其领土内所享有之特权、权力及管辖权，必须继续维持原状”

，由于国家元首也在他们之中并由他们选出，所以，亦享有国家主权，同时享有最高行政权，并充任联合邦武装部队之最高统帅。

统治者会议（由马来九州苏丹和槟城与马六甲两州州长组成，后者无权管辖本州内宗教事务，这一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最首要的任务就是选举国家最高元首和副最高元首（槟城和马六甲两州州长不享有这一权力），并对涉及联合邦的宗教事务有决定权，如“决定应否同意将任何宗教上之行为、仪式或典礼扩展实施于联合邦”

，此外，也有权对于一些国家重大政策和委任提供意见，或必须征得其意见。

国家元首和元首之下，各州统治者与州长也享有高于所有人的地位，各州有州宪法，对统治者在本州的主权地位亦有规定和保证。

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有关马来统治者主权地位的规定，标志着马来人在该国享有的最大特权，亦是马来人支配地位的最大象征。

二、马来人特权尽管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也有关于“平等权利”

的规定，承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享有法律之同等保障。”

以及“任何法律或任何公共机关职位或就业之委任，或在执行有关取得、拥有或出售产业之法律时，或在经营任何贸易、生意、专业、职业或就业方面，不得单以宗教、种族、血统或出生地为理由而对公民有所歧视。”

云云，但是，宪法有关马来人特权的“明文规定”

，却使人们见不到族群平等，如这里所指的平等权利，就不能使“有关任何保护马来半岛原住民之福利或进步（包括土地之保留），或保留公共服务中之适当职位之合理比例之任何规定”

，以及“任何只准马来人参加马来军团之规定”

等“失效”

。

关于马来人特权，1948年联合邦宪法原来规定保留期限为15年，现早已超过，其取消却似遥遥无期。

宪法中有关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关于“马来保留地”

的（第八十九条）：

第一款：紧接在“独立日”

前已依据现行法律成为马来保留地之任何州土地，可以依据该法律继续成为马来保留地，直至州立法机关另行通过法令规定止。

第二款：任何一州之土地，在现行法律下尚未成为马来保留地，以及未经开发或垦殖者，可依该法律宣布成为马来保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