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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捷葛加连科和莲诺奇卡在向自己的朋友详述首都医院的华美壮观时并非言过其实。

应司令官的请求，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被送往那里，而康斯坦丁-库库什金作为同伴也一同送往莫斯科。

战前这是一所医学院的临床医院，一位赫赫有名的苏联科学家一直在这里探求人在生病和外伤之后能够迅速恢复人体机能的种种新方法。

这个机构拥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战争期间科学家将他的医院改为军官医院。

病人一如既往可以在这儿得到那时先进医学科学所发现的一切治疗手段的治疗。

距离首都不远的激战招致伤员像潮水一样拥来，以致医院不得不将预定的病床增加了三倍。

一切次要的场所——接见来客的接待室、阅览室和静声游戏室、医务人员室、为正在康复的伤员使用的公共餐厅——都成了病房。

为了伤员，科学家甚至腾让出他实验室隔壁的办公室，而他自己连同他的书籍和全部用品都挪进了一间原先是值班室的小屋。

即使这样，有时还不得不在走廊里搭放床位。

仿佛是建筑师本人为了烘托医学院的庄严肃穆的气氛而设计的，那泛白的四壁处处能听见拖长的呻吟、叹息、鼾声和重病号的梦魔；一种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战争的气味——无论怎样通风透气都无法驱走的血淋淋的绷带味，发炎的伤口味以及活活腐烂的人肉味浓浓地弥漫着；折叠的行军床早已和科学家自行设计制作的轻便病床并列放置；器皿短缺，凹凸不平的铝制大碗和医院里漂漂亮亮的陶器同时使用；一颗在附近爆炸的炸弹的气浪将那些意大利式的窗户上的玻璃震得粉碎，只好用胶合板钉在窗上；供水不足，煤气又常常中断，器械只能在旧式酒精炉里煮沸消毒。

然而伤员总是源源不断。

送来的伤员越来越多，有的用飞机运来，有的用汽车运来，有的用火车运来。

随着我军进攻兵力在前方的增加，他们蜂拥而来。

然而医院里的全体职员——上到身为功勋科学家和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医院院长，下至任何一个助理护士、衣服管理员、看门人——所有这些疲惫不堪的，有时是半饥半饱的，疲于奔忙的，从来都没有充足睡眠的人们仍然笃守他们机关的秩序。

助理护士有时尽管已经连续值了两个甚至三个班，但仍然利用每一点的闲暇来刷呀，洗呀，擦呀。

护士们因为疲劳过度变得又消瘦又苍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然而依然穿着上了浆的罩衣来上班，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医院指定的护理方法。

主治医生像往常一样对床单衣被上的极小的污斑也吹毛求疵并且用干净的手绢擦拭墙壁、楼梯的栏杆、门的把手，看是否清洁。

而院长本人呢，这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老人，高高的额头上蓄着斑白的头发，留着的小胡子已经由黑变成银色，骂起人来又严厉又吓人。

他像战前一样每天两次在一群身着浆直的外罩的主治医生和助理医生的陪伴下在特定的时间里查房，阅读新来的病员的诊断书，会诊疑难重病。

在那些艰苦作战的日子里他在院外还有许多事务缠身，可是他总是缩短休息和睡眠时间，腾出空来从事他心爱的事业。

倘若他训斥某个职员的懒散行为，那他定然是当时当着病人的面大喊大叫，激动不已。

他总是说他的附属医院在这样一个时刻警惕、实行宵禁、战争期间的莫斯科城里工作，应该一如既往、运行规范，这是对那帮希特勒和戈林匪徒的最好的回答。

他说他不愿听到任何对战争困苦的抱怨之声。

那些懒汉和游手好闲之徒应该去见鬼。

恰恰是现在，在百般艰难的时刻，医院理应有更加严格的秩序。

而他本人依然恪守准时查房的习惯。

他是这么准时，以至于助理护士根据他的出现来调对病房里的钟表。

即使在令人惊恐的空袭的时候也未能破坏这个人的守时习惯，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全体职员创造了奇迹，在极其难以置信的条件下保持了战前的秩序。

有一天上午查房的时候，院长——我们姑且称他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吧，一下子撞到并排放在三楼楼梯拐弯处的两张床上。

“这算是什么样的展览啊？”

他大声呵叱道，从那毛茸茸的眉毛下瞥了一眼主治医生，那眼神竟使这位身材高大、背略拱的、已经不算年轻的令人尊敬的人挺直身子像小学生似地说：

“夜里刚送来的……是飞行员。

这一个大腿和右手骨折了，情况正常。

不过那一个，”

他用手指了指一个年龄不能确定、骨瘦如柴、一动也不动地闭目躺卧的人说，“那一个情况很糟糕-骨碎了，双脚正在溃烂，不过最严重的是他极度地虚弱。

送行的二等军医写道，似乎这脚掌粉碎的病人是从德国人后方爬了十八天爬回来的。

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了。

我当然不能信。”